1.1　仁德者寿

儒家养生将“贵人重生”作为其养生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孔子受《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思想的影响，将人视为“天地之心”“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认为“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礼记·礼运》)，在肯定人的存在和生命的价值同时，强调对于生命应给与最大限度的珍惜和关怀。荀子提出“人莫贵乎生”，进一步明确了爱惜生命、肯定自身生命价值的重要性，孟子提出“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孟子》)，也认为人应当爱惜自己的生命和身体，这是养生的基本条件。

儒家对人体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生命层面，而是更深入到生命的精神层面，用道德精神来提高生命的宽度和质量，充分体现了儒家对待生命的智慧。儒家道德养生思想的内核即为仁德，何为“仁”？《中庸》提出“仁者人也”，这里的人并非单纯的自然人、生物体，而是置于社会中的人。何为“德”？“德者，本也”，富润屋，德润身，德为做人之根本，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必得其寿”的基本条件。儒家强调仁德者“爱人”(《论语》)，一方面强调克己复礼，通过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言行符合礼制道德规范；另一方面需“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荀子》)推己及人，强调与人为善的心灵关照和博爱精神，常存怜悯、关爱、恭敬、忠信之心，对于大众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克己爱人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不仅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核心，也是实现“仁者寿”养生养性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儒家倡导人格品行的塑造，认为“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通过对事物的洞察和解读，保持仁爱慈善乐观的胸怀，勇往直前、不断追求的坚毅信念则具备了君子的品行。《论语》言：“士不可不弘毅”、孟子曰“善养吾浩然之气”，尚志弘毅，将高尚的志向作为奋斗的目标进而广行仁义之道，“然后能胜其任而致其远”，从而使人在积极向上不懈追求的过程中感到愉悦和自信，对于保持乐观的心态具有重要意义，既平衡了身心，又激发了生命的活力，成为儒家区别于佛家、道家不问世事、清净无为思想的又一代表性养生观点。

欲达仁德多寿、弘毅浩气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摄养方法，比如，学习，通过勤奋努力学习获得丰富的学问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对于学习孔子也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等具体的学习方法。次如，内省，每天在内心反思自己的思想言行，正身律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孟子也主张“反求诸己”，在《孟子》中提出：“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告诫人们与人交往过程中要以仁义行事，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以改正自我的不足，提高仁德的思想品质。再如，儒家提出存心养性，孟子谓：“存心以养性，修身以立命”(《尽心》)，明确提出存心养性是安身立命的重要条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述道：“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指出形体应与心神同养，心重于身。对于养心，孟子强调养“赤子之心”，包括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常持婴儿般天真淳朴的心境，保持向善的本性，从而使精神轻松，身心健康。通过上述崇德仁爱的修身方法，成就了仁者和有大德的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仁德君子品行高尚，心胸开阔坦然，无所牵累，轻松愉悦，有益于健康长寿；而小人却经常处于患得患失、忧愁不安，心境难以平和，必然有损身体。由此可见，儒家尚德，唯仁者寿，唯德者康的思想，一方面对传统道德思想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健康养生、养心存性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1.2　中庸和谐

“中庸”一词见于《礼记·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实为量度以取其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意，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极也”。儒家将中庸之道作为其修身尚德的重要原则，《论语》言：“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将“致中和”作为天下共行的普遍准则，其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儒家治国的思想理念，也成为儒家理学奉修身养性的圭臬，对于养德修身养性乃至养生的具体实践均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中庸之于养生，一方面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正心诚意，将自身培养身心和谐，至诚至德的个体；另一方面是希望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内外兼修，形成至善至仁的社会道德氛围。同时，儒家在养生实践中进一步影响对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等认识，强调动静相昭，张弛有度的养生方法，直至今日对于摄生养寿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庸和谐的养生思想集中表现在儒家德养身心、动静养生及起居养生诸多方面。于德养身心而言，当代著名哲学家劳思光先生将自我分为4个层次——形躯我、认知我、情意我、德性我，对于儒家思想而言，德性我是自我的最核心内容^[1]。君子必正心诚意，诚则明，明则不惑，不惑则寿，一方面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另一方面“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强调养生者应调适情志内守其中，发勿太过，以达中和，则气调心安；再一方面，儒家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用，与人为善、追求中庸和谐的人际和社会关系。儒家尚德养心以养体，修身齐家平天下，进而使身心调和、内外和谐的养生观对于当前社会“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众生相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于动静养生而言，儒家强调动静和谐、张弛有度，孔子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主张适当的运动有益于健康。《孟子》中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至今泰山上仍保留有孔子登临处的遗迹。此外，孔子还善于射箭、驾车、奔跑，并将射、御纳入六艺的范围，据《礼记》记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吕氏春秋》提及孔子“足蹑郊兔，力抬城关”。此外荀子亦提“动养”思想，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天论》)，充分认识到运动对机体的重要作用。同时《大学》中提出“定静”的论述，至宋代理学家程颐则提倡“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并成为后世儒家广为实践的养生方法。于起居养生而言，《春秋繁露》记载有：“是故男女体其盛，臭味取其胜，居处就其和，劳逸居其中，寒暖无失适，饥饱无过平，欲恶度理，动静顺性，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谓之得天地泰，得天地泰者，其寿引而长。”可见董仲舒深谙中和的养生之道，其中和养生思想已涉及饮食、劳逸、起居、动静、情志等多个方面^[2-5]。

综上所述，儒家在追求自我身心修养以及与外界环境和谐状态的过程中，促进自我道德的完备和身心的健康，以达到养生的目的，其倡导的仁德者寿、中庸和谐的养生观，以仁德育其寿，以中和养其身，不仅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也为修养道德、修身养性提供了重要指导。尊崇儒家仁德智慧，温故知新、嘉言懿行，践行孔子提出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德行修养方法，将会对当下的摄生保养提供新思路^[6]。

2.1　戒、定、慧——禅定止观、顿悟见性

佛家重视修心养生，讲究炼心修性，佛门高僧慧能提出“心修”学说，即“我心即佛”，认为“我心自有佛……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佛心见者，只汝自心”，将心性作为佛家修为的重要内容，诚如《续高僧传》所谓：“佛法大宗，静心为本”，可见佛家主张明心见性，摄心止念，固定生慧。佛家认为，人世间的一切苦乐都来源于自我的内心，“自乐自善成，自惑生自苦，苦乐不离心”(《妙法圣念处经》)，养心之要以《文殊般若经》中十六字要诀阐发的最为精辟：“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指出通过凝聚意志信念、专注某一意境、返照于外并对意念进行自我控制，从而逐渐入定、止观、顿悟的目的。智顗大师在《六妙法门》中把修心分为“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6个阶段，其中“净”作为修心的最高境界，即是要达到心定念寂的状态。

戒、定、慧作为佛家三学，“戒”即戒律，是佛家生活的规范，需要依靠坚强的意志严于律己，戒有在家、出家之分，如在家类有五戒、八关斋戒、十善戒等，出家类有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其中最基本的五戒包含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不饮酒戒。佛家重视戒律，诚如鸠摩罗什译《大正新修大藏经》所谓：“持此戒时如暗遇明、如贫得宝、如病得差……当知此则是众等大事”，可见佛家以戒为始，持足戒涉及思想、行为、起居等多重方面，不仅在生活起居方面达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作有度，而且在精神心理方面可以不受佛家所谓“贪、嗔、痴”三毒危害，从而达到内心静谧，入定修慧。依戒生“定”，习“定”的关键依然在于调和心中的平静。天台宗创始者智顗大师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曾进行系统论述：“先调身，不宽不急，使身体安稳；次调息，不涩不滑，使呼吸细缓；再调心，不沉不浮，使安心定性”，可见入定包括调身、调息、调心逐步深入的过程。在“定”学中佛家主要的修行活动并可在民众中普及的莫过于禅定，自达摩开创“凝心入定”壁观禅法后，佛家将“一禅二诵”作为僧尼正业，于禅修时调饮食、调睡眠、调身体、调呼吸、调心境，“结跏趺坐，齐整衣服……闭目以舌拄腭，定心令住，不使分散”(《禅秘要法经》)，同时将参禅与品茗、拳法相结合，禅茶一味，禅拳合一仍是流传至今的养生方法之一。禅悟修习到“禅定之境”便有了“慧”学，也就是正确了解诸法真相，或指修持者断除烦恼，达到心平如镜的境地。佛家戒、定、慧三学高深，但总以养心为宗旨，通过戒律对行为思想加以规范，通过禅定调息静心驱除妄念，通过慧学顿悟参悟入世和出世的智慧^[7-9]。

2.2　长养慈心，普济众生

唐代高僧无际天师开出一付“心药方”，首味即是“慈悲心一片”，可见慈悲心对于佛家养心的重要作用，相传释迦摩尼佛在涅槃前曾多次叮咛弟子要身常行慈、口常行慈、意常行慈。佛家以大慈大悲为根本，《华严经》中记载：“发菩提心者，所谓发大悲心”，《大日经》云：“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可见佛家养生中长养慈心，普济众生是佛家出世入世的基本。佛家认为善行得乐果，恶行得苦果，善恶相应，如影随形，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说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佛家倡导于一念一行中长养慈心、悲心，广泛布施、护生、爱人、利他的善行，对于修心养性具有重要意义。

《华严经》曾载：“汝今发心求菩萨道，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应当勤求真善知识……一切佛法，如是皆由善知识力而得圆满，以善知识，而为根本”，佛家主张众生平等，慈悲是其精神内涵，于其行为、饮食之中皆映射出其慈悲为怀的大爱精神。以“善”作为炼心修性的根本，慧能大师曾提出：“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而修心的关键也正在于培养人的柔软心、慈悲心、清净心。于个人养生而言，《增一阿含经》中提到修慈心有11种功德：“卧安，觉安，不见恶梦，天护，人爱，不毒，不兵，水，火，盗贼终不侵抂，若身坏命终，生梵天上”，通过令众生欢喜慈悲情怀，可得上述益处，对于当下养生尤其是静心养生而言，通过长养慈心，普及众生对于修身养性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10-12]。

综上分析，佛家以养心为摄生要义，依靠戒律、禅定、智慧三学修养其心，长养慈悲之心，方能超越现世苦乐，从精神层面提升人们的觉悟，而参禅打坐、禅茶一味、禅拳合一，通过渗透至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的品茗和武禅，使形神合一、动静相昭，依然是当下摄养的重要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