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编目是古籍保护的核心内容和基础，是古籍典藏、阅览、整理、研究、数字化及影印出版等工作的前提条件。要妥善保藏和有效利用古籍，首要工作就是编目。针对目前中医古籍收藏散杂、著录混乱的状况，充分运用并发扬联合编目思想，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中医古籍联合编目规范、流程和协作机制势在必行。
联合编目是指若干个文献信息机构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协议建立书目信息交换关系，根据共同遵守的编目条例与工作规程分担编目任务、共享编目成果的编目方式［1］。我们提出的“联合编目思想”是指联合编目过程中，基于整体观的指导，对于古籍著录、古籍分类和款目组织等具体编目实践所建立的一种普适化、兼容化、规范化与客观化的统筹观念。在联合编目思想指导下，通过调研收集，对传世古医籍开展鉴定、著录、分类及目录组织，以全面揭示古籍的形式和内容，并使散杂分布、互不相通的古籍个体变为系统完整、门类井然、登记有序、通检有目的古籍联合体。这不仅有助于使用者迅速、准确地查找到其所需要的资料，从而开展有效的研究和发掘，而且有利于促进图书馆古籍事业的发展。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领域运用联合编目思想开展联合目录编纂的工作做一回顾，并将其实践与应用价值论述如下。
1 中医古籍联合编目的发展历程
1.1 联合目录的发端
联合编目的重要成果形式就是编纂联合目录。联合目录是以综合性或专题性的形式，揭示若干藏馆的全都或部分图书、期刊或档案等资源的一种大型检索工具［2］，是通过馆际协作的方式编制而成的。我国目录学起源可以上溯至西汉刘向、刘歆编撰《别录》和《七略》［3］，而在历代史志中注重经籍目录的编撰，因沿袭前代目录记载，或限于内府、私人藏书为主要资料来源，编纂的目录仍然以反映一时、一域或一家的藏书为主，尚未形成联合目录。
13世纪的《英格兰图书馆登记册》是世界上最早的联合目录；19世纪以后，各国联合目录工作得到很大发展；20世纪中期，联合目录的编制出现了国际化和计算机化的趋势［4］。美国国会图书馆从1901年开始制作卡片式联合目录。中国第一个联合目录出现在1927年，由北平北海图书馆编辑完成。在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成立后，编制联合目录的事业继续进行，先后编纂完成多部联合目录［5］。
1.2 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文化事业百废待兴。但因我国地域辽阔，图书资料分散，各图书馆之间缺乏联系，因而科学研究人员在了解图书和使用图书方面倍感困难，造成“人找不到书，书遇不到人”的现象。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7次会议批准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小组，由文化部、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地质部、北京图书馆的代表和若干图书馆专家组成，负责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工作全国性的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并确立了两大工作重点，即建立中心图书馆和编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为此，在全国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附设于北京图书馆内。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的任务有5个方面：1）了解、调查全国各图书馆藏书和编目情况；2）制订联合目录编辑计划；3）起草联合目录编目条例；4）加强和各馆有关联合目录工作的联系，布置、检查和督促工作；5）综合各馆书目，做最后的编排、校订、出版等工作。第一批开展编辑的专题联合目录有《中国革命史联合目录》《中国医药联合目录》《中文政法联合目录》《水产海洋联合目录》《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全国方志联合目录》等［6］。
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成立于1955年，作为最早成立的全国中医行业的中心图书馆，被列为第一批在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支持下，开展专题联合目录编纂计划的单位，并要求在1958年内完成。为有效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以耿鉴庭、王雪苔先生为代表的老专家积极整理、鉴定馆藏古籍，并编制了《中医图书分类法》，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的中医古籍为基础，向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医学院校图书馆发出了征集中医图书馆藏目录的函件，开启了第一次全国性中医古籍资源调查。此次调研历时3年，收录了全国59家图书馆和两位私人藏书家截至1959年底珍藏的中医图书7661种，编成《中医图书联合目录》［7］，于1961年正式印刷完成。
1.3 中医古籍资源调研与联合目录的分步推进实施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又组织了第二次全国中医古籍资源调研。此次调研历时十余年，收录了全国113家大型图书馆收藏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2 124种，于1991年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8］。该书在国内外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并荣获1996年全国科技信息系统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开展了第三次古籍资源调研，并于2007年编撰完成《中国中医古籍总目》［9］。该书收录国内150个图书收藏单位收藏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13 455种（其中包含中医古籍8663种），为开展中医古籍整理与研究，厘清中医学术发展源流，抢救保护、研究利用古籍文献，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支撑［10］。
2012年至2022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开展了第四次中医古籍资源调研，历时10年，编制了《中医古籍著录规则》《中医古籍分类标准》等规范，扩大了调研范围，收录380家（新增230家）图书馆的中医古籍书目数据，编撰完成《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2版）》，对古籍款目著录和分类进行了规范和修订，同时考订完善了版本传承源流，极大提升了联合目录的检索准度和精度。
中医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工作开当代中医古籍资源调研和书目信息集成之先河，为全国古籍资源普查提供了范例，其意义重大。首先，通过编纂《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2版）》，建立了中医古籍三级分类法。这是在60余年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联合目录的编撰中，研究人员通过深入研究、比对中国传统古籍分类和现代科学分类基础上，结合中医学科和学术的特点，创造性地研制而成。该分类法既符合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特点，又能够明晰表达中医学科体系和类目间的逻辑关系，可容纳类分历代流传下来的全部中医古籍。其次，通过全面深入调研，发现并发掘了许多中医古籍收藏单位和珍贵的中医古籍资源，为中医学的传承、创新奠定了基础。再次，通过资源调研和联合目录的编纂，填补了中医古籍研究的多项空白，修正了既往文献研究和工具书登记的谬误，展示了中医古籍文献的传承发展和分类布局，揭示了中医学术与学科发展规律。
2 中医古籍联合编目的实施方法
联合编目一般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建立组织，明确牵头单位，制定调研方式和调研范围；二是拟定调研计划，统一著录的要求与选材标准；三是收集资源，分类整理；四是汇总校对。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调研方式与范围
联合编目因涉及地区和单位较多、参与人员多、时间跨度长等因素，在工作启动之前，必须在建立多方协作的基础上，做好资源调查的程序设计工作，即要为整个资源调查工作制定一个科学有序的工作流程，以保障整个资源调查工作步调一致地向前推进。60余年来的中医古籍资源调查主要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采用了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为中心，其他馆协作的联合目录编撰方法，为后续数据资源的扩大调研与深入考订奠定了基础。联合目录编制组制定了综合馆优先、专业馆收全、辐射全国的调研步骤。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对藏书单位进行调查了解，把收藏古籍丰富的单位做为优先考虑的调研对象。通过有重点地选择调研单位，以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性的关注、采集、获取、积累资源信息。同时将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全部列为调研对象，其所收藏的中医古籍全部收入联合目录。此外，调研工作既突出重点，也兼顾全局，辐射全国，一方面考虑部分图书馆会收藏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古医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中医人员就近利用当地馆藏中医古籍资源开展研究。
2.2 编目规则与方法
编制统一的条目格式和组织规则是数据客观、准确的重要保障。为此，编制组先后制定了《中医图书分类法》《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修订细则》等，不断提高调研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度。在加大调研书目数据获取的基础上，分类汇总是编制联合目录的关键性步骤。一方面，先将同一书集中，再将同类书集中，经过初步的整理归纳，联合编目的基础工作基本完成。另一方面，要从整体上把控分类及条目的著录质量，这就要求编目者树立联合编目思想，既要做到类目设置、款目组织上的“瞻前顾后”，又要做到类下细目、书下版本间的“左右逢源”，通过考订将相同的条目加以合理合并，遗漏的条目予以适当增补［11］。
2.3 工作机制
联合编目必须建立编制组与馆藏单位的联络机制，利用中医古籍调研信函、调研表、查询单、联系人表格等方式，与馆藏单位相关联系人建立沟通，并由专人负责随时联络和协调。在藏馆完成调研表格的填报后，回收调研表或藏书单位提供的馆藏中医古籍书目（多数单位不能按要求重新填写书目数据，而是提供现有的馆藏中医书目），先对收到的书目数据进行登记，并加盖收藏馆的标识章，再对收到的书目数据进行初审，不符合要求的联系修改。凡在调研阶段与各协作单位间所进行的有关中医古籍书目资料的咨询、解答、变更等互动沟通信息，均需做详细记录并存档，以供编纂联合目录时参考。同时，将参加资源调查的藏书单位的数据整理汇总，主要包括单位名称、馆代号、负责人、联系人、地址、邮箱、电话、书目数量、提供时间等内容。以上资料需一并归档，方便后续汇总时遇有疑问随时查询。
3 中医古籍联合编目思想的学术功用与应用价值
联合编目思想是中医古籍保护、整理和利用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念在编目和版本目录研究中的重要体现。在联合编目思想指导下，可以深入对学科和文献发展的再认识，扩展学术视野，揭示类目与文献、作者与文献、文献与文献、版本与版本之间的关系，并为研究者、出版者、利用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发现文献资源提供重要线索，真正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门径”“行动指南”的作用。余嘉锡先生说“目录之学实可肩负学术之史”［12］。正因如此，联合编目能在汇集统筹藏馆现存古籍著录成就的基础上，网罗全备、融古示今，这是其他书目或文献工具所不能比拟的。
3.1 学术功用
3.1.1 彰显学术学科布局
宋代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又强调“类例即分，学术自明”［13］。古代对于书籍的分类经历了六分法、七分法、四分法等多种分类方法的演变，而中医图书的分类法亦随之有所变迁和发展。这与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发展水平、学科分化与创立、文献积累的数量和书籍内容特点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反映了人类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学科与学术认知水平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古代中医学派、现今中医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承载着学术思想的古医籍。因此，深入了解古医籍的分类和在历代书目著录中的演变规律，不仅可以展示其发展历程，也可以发现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布局，从而为彰显传统学术与学科的源流与格局，构建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中医古典目录学体系做好充分的实践准备。《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2版）》将中医古籍分类表优化为12个一级类目、51个二级类目、55个三级类目，相对于历代书目中医学文献分类，这种分类方法充分遵循中医学科和中医古籍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时间和空间的逻辑特征，同时兼顾文献特殊的撰著方式、类目下的文献数量等因素，保证各个层级类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同级类目下的分类依据统一［14］。如医理类下的五运六气、病源病机、经络腧穴、藏象骨度，按照从无形到有形、从外到内“中医天人观”的认知顺序进行排列。又如临证各科类下，温病为二级类目，其下又有通论（综合论述四时温病的著作）、瘟疫、疟痢、痧胀、霍乱鼠疫、白喉喉痧六个三级类目，反映出学科、学术与代表性文献之间的关系，即外感热病体系中温病类的学术主体和重点研究方向。
3.1.2 揭示文献发展规律
历代综合性书目，或相对晚出的中医专科书目，虽然对医籍分类有所细化，但是由于编目受基础资料的局限，不能做到整体与局部在内容、体裁等方面的均衡与自洽。而联合目录是依据所收录的藏馆现存的所有中医古籍及其传本编订而成，所以其对资料的整体评价、定性和分类最具统揽全局的权威性。通过吸收古代文献分类编目的成果，在联合编目时制定统一的中医古籍分类方法，可以揭示文献发展的规律。联合目录的款目组织原则是分类编年，书籍分门别类、依序顺排，这就使得各类书籍部居井然、条理清晰。同时，从每一类目下代表性医籍的成书年也可以反映出专科文献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对于溯源和研究中医专科的分化具有启发性。为使书籍渊源流别更加清晰，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更加明确，在联合目录款目组织上还采用“互著”和“别裁”两种辅助分类方法，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向读者揭示推荐图书，使书目索引达到最佳检索效果。《中医古籍联合目录》从第一版开始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尤其是对收录的丛书，以及书籍附录中的独立著作，都做了子目分析。实践证明，通过对古医籍的分析参见著录，不仅拓宽了中医古籍的检索途径，也反映了中医文献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和认知。如唐代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被收入4种丛书，而且全部都是综合性丛书；又如宋代董汲撰《旅舍备要方》被收入9种丛书，其中8种是综合性丛书。这种由书籍选编方式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应该不是偶然的，体现了我国“儒”“医”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承模式。
3.1.3 反映书籍版本传承
同书互考，异书互证。其一，联合目录中的具体书籍是采用正题名附交替书名的著录方式，这样可以使具有不同别名的同一种书，通过联合编目，在版本项下得到全面充分的体现，不仅提高了研究者查询书籍的效率，而且对于不同版本间的复杂传承关系也做出了互证和揭示。如《著石堂新刻幼科秘书》《著石堂新刻幼科百效》《著石堂新刻幼科直言》《幼幼指掌集成》，如果不是通过联合编目思想的再考察，很难发现后三部书是将《著石堂新刻幼科秘书》的书版挖改书名并增补后印而成的。上述四书在各自的馆藏目录中著录原书名均无问题，但在编制联合目录时就要统一书名，联合著录［9，15］，需要依据原书版心“幼科秘书”做正题名，其余皆定为交替书名，附于正题名之后。这样不仅统一并简化了著录，而且也指引研究者厘清了同一种书四个不同题名之间的传承关系。其二，通过联合目录，关联同一刊刻者或者刊刻机构刻印的不同书籍，从而为互证考订版本刊刻时间和责任者提供重要线索。如《伤寒六经辨证治法》［清康熙刻嘉庆十四年（1809）印本］与《张仲景金匮要略》［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大观堂刻本］，两书的字体版式风格非常相近，两书序的落款年份仅隔1年，由此推测刊刻机构极有可能出于同一家。据此又找到了《伤寒六经辨证治法》的康熙初刻初印本（藏于天津高等医药专科学校图书馆）。虽然此馆的藏本失去了牌记，但通过联合编目中发现的同作者、同板式字体的特点互证，推断此本当为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大观堂刻本。后来这些推测从北京程钢先生收藏的保存完好的《伤寒六经辨证治法》大观堂刻本均得到验证。其三，通过联合目录同名刊刻责任者的活动时间，可以推断与此相关的不同书籍的大致刊刻时间。如《本经疏证》，有一版本著录为清道光长年医局刻本，通过联合编目发现长年医局刊刻的其余两部医书《应验简易良方》和《瘟疫明辨》均刊于光绪年间，进一步查找资料发现长年医局创建于同治光绪年间，由此修订了《本经疏证》的版本误著。该版本不应该是清道光长年医局刻本，而应该是清光绪长年医局刻本。这也是发挥联合编目的优势，用以考订版本的重要方法。
同本互考，别本互证。其一，通过联合编目以互相考订求证不同藏馆的同一版本，进而完善版本著录信息。如《医宗己任编》，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五家单位著录的均是清衔三堂刻本，后发现天一阁博物馆藏本在原书的内封上有明确的时间，即清雍正十年（1732）西吴杨乘六衔三堂刻本。通过联合目录的互证考订，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五家单位著录的清衔三堂刻本，也都统一著录为清雍正十年（1732）西吴杨乘六衔三堂刻本。其二，联合编目将古籍的重修、递修、后印、重刻、翻刻本按时代先后排序，通过简明的版本著录可以区分并指明版本传承关系，避免祖本与重刻本、翻刻本混淆，初印本与后印本、重修本杂糅，指导校勘和研究工作选择最佳的版本。《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2版）》中厘订了既往存在疑难和混淆的众多古医籍的传本，彰显了联合编目的重要价值。如前述《医宗己任编》，其鸿斋本为雍正十年初刻本的重修本，而博古堂本是鸿斋重修后的后印本，从而明确了此书早期版本的流传时序。又如明确了《眼科龙木论》明嘉靖初刻本与万历三年（1575）翻刻本，以及万历三年（1575）刻大业堂重修本、明清递修本和清乾隆嘉庆间递修本；《抱乙子幼科指掌》清乾隆八年（1743）恒山李大伦崔城官署初刻本，以及会成堂、书业堂后印本；《备急千金要方》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耀州乔世定小丘山房刻本，及其在万历间的递修本和康熙的递修本，均区分了传本的关系，厘清了传承流序。
此外，在联合编目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热衷于刻印医书的刻书家，如熊宗立、胡文焕、吴勉学、唐翀宇、赵开美、石楷、年希尧、林起龙、杨照藜等；或刻书机构，如詹氏进贤堂、刘氏乔山堂、胡氏文焕堂、毛氏绿君亭、骆氏登云阁等。通过比类他们刻印的医书，可以为版本考订提供很多有益的线索和证据。
3.2 应用价值
3.2.1 促进古籍事业发展
从中医专业图书馆古籍资源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通过联合编目勘察古籍资源的全貌，甚至特殊藏书机构（如寺院、私人藏书）古医籍的收藏分布情况，可以为决策部门制定古籍保护、整理和利用规划提供线索，也可以为建设行业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地方特色中医文献资源中心等提供基础资源配置依据，促成图书目录事业国家化［16］。从古籍整理事业的创新和发展角度来看，通过联合编目可以开辟或优化中医文献抢救和发掘的重点领域和内容，为《中医药珍贵古籍名录》评定提供依据。同时，还可以作为评估论证历史人物、地域文献、专题文献、抄稿本、名家批校本等出版计划和方案的重要依据，发挥其在选题选目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有利于集中有限资金发掘出版精品古籍。
3.2.2 指引古籍购置收藏
从图书馆古籍部采编工作的角度来看，联合目录可以指导采购补充馆藏，修订本馆古籍著录款目，以及补配藏品阙如，从而有利于馆藏特色的积累和形成，并为馆际工作经验交流和古籍文献传递创造便利条件。同时，还可以拓展编目者的视野和认识，并为其编目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对于收藏界和藏书家而言，联合目录对于规划特色专藏、鉴别版本异同、发现珍稀品种、甄别版本真伪、评估市场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3.2.3 指导古籍发掘利用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联合目录可以引导方向与确定目标。一方面向研究者、整理者、出版者提示可供选择的资料和检索线索，拓展研究与发掘的领域，扫清文献散杂、传本混淆的障碍，指明文献（源头文献与衍生文献）与传本（精善底本与代表传本）的精劣取舍，进而提高古籍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根据著录的文献珍稀孤罕程度、编撰形式与题材、学术资料的分布状况，可以更好地制定古籍发掘利用的目标和任务，如《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中医古籍稀见稿抄本辑刊》《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海外珍本医籍丛刊》《新安医籍丛刊》《温病大成》《中医养生珍本集萃》等书籍的选题与编刊问世，均是始于联合目录的启示。此外，联合目录也能支持和指导中医药文献专题数据库、知识库，甚至是古籍循证平台的开发与建设。
4 结语
综上所述，联合编目思想是整体观念在古籍编目中的具体体现，是中医古籍整理乃至古籍考据研究的重要基础。只有牢固树立联合编目思想，才能积极有效地推进新时代中医古籍整理、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中医行业图书馆的协作创新与共同发展。近年来，作为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通过编制系列标准规范，创建全国中医古籍书目数据平台，引领行业开展中医古籍资源普查顶层设计，并不断促进古籍编目规范化建设。未来，需要进一步建立联合编目联络网，加强古籍编目工作者之间的业务联系，形成长期稳定的沟通渠道，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真正实现编目工作流程和质量控制科学化，以期彻底厘清海内外中医古籍存世资源品种、版本、数量和传承体系，解决当前中医古籍整理中低水平重复和源头性的障碍问题［17］，为架设文献与学术研究桥梁贡献力量。
李鸿涛,佟琳,张伟娜等.中医古籍联合编目思想的实践与应用[J].中医杂志,2023,64(03):225-230.
LI Hongtao,TONGLin ,ZHANG Weina,et al.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Union Cataloging Ideas on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23,64(03):225-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