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锲家传诸症虚实辩疑示儿仙方总论》（以下简称《示儿仙方》），1册，分10卷，共计116篇，取伤风、伤寒居卷首，以中风居卷终，内容涵盖外感内伤诸多疾患；汇集作者采撷古代医籍精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以病证为纲，以虚实为辨证大法，类证辨析，分层论治，活用前世经方、成方，并整理家藏方与秘方。该书作者姓名、生平事迹及成书年代均不详，历代鲜有著录，史乘无考。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和文献调研，目前仅存明代万历乔山书社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长期以来，《示儿仙方》仅以孤本流传，世人难得一见，对作者、编撰情况、学术和资料价值研究甚少。本文尝试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梳理进行考证，试述如下。
1 版本考述
本书在《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均有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均显示国家图书馆藏明代万历乔山书社刻本为目前现存唯一版本。此版本（馆藏善本书号：15269）共1册，木刻本，半叶10行，行23字，白口，四周单边，双黑鱼尾，版心有书名、卷号及页码，全书无署名、 无序跋， 正文前有总目， 其牌记见图1。
由此版本书名中“新锲”二字可知并非初刻版。丹波元胤《医籍考》著录本书为“亡名氏虚实辩疑示儿仙方十卷”［1］，丹波元简《金匮玉函要略辑义》《观聚方要补》、丹波元坚《杂病广要》引本书均以《示儿仙方》为名［2］，而无“新锲”二字，推测当时应有早期版本流传至日本，但遗憾未能传世。本书历代仅著录于《医籍考》一种目录书中，可见其流传不广。
需指出的是，此刻本由乔山书舍刊刻，该书坊系明代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乔山堂刘龙田经营。刘龙田刊印图书重实用性，适合大众阅读，所出版医药著作对医学理论发展有一定贡献［3］。但是建本古籍存在一定通病，往往校勘不精，错讹颇多，不但句读字画差，还时有任意删节［4］。明代藏书家郎瑛曾言：“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5］建本因其价廉而畅销四方，存世数量较同时期其他刻本更丰，许多明代以前古籍目前仅有建本存世。此刻本便是典型的建本医籍，不仅频见错讹脱衍、前后不一，且有经删改可能，如“刺胁有虚实第二十八”注明建脾散可“见廿六章”，但经查并无相关内容，这无疑会影响对本书学术价值的理解和研判。
2 作者及成书年代考证
本书正文卷端无署名，丹波元胤《医籍考》著录本书作者为“亡名氏”。但刻本正文中有作者对其医事活动的散在记载，可为考证其身份提供一定线索：“小便血有虚实第五十三”中有“予先君治之”的记载，结合书名中“示儿仙方”，可知其应出身医学世家，且至少传承祖孙三代；“治挑生第七十一”载“予往年处馆于宁都寨官陈家”，可知作者早年有在宁都（今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私塾教书的经历，以及文中多处提及“讼”“官事”等，推测其早年曾习举业，而后或因变故弃举业继承家传医学。
关于作者生活年代，“治挑生第七十一”所提及的“寨官”，为宋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所设置的汉族职官，元代便废止［6］；“挑生者，江南无之，惟深广之人用之”中“深广”一词，为宋时习语，特指两广中部及南部非溪峒之地［7］，可见作者生活于宋代无疑。本书标明出处所引用他著中，成书最晚的为《是斋百一选方》（成书于公元1196年），正文中还有数处提及年代信息，如“辛丑年官守宁都”“余己酉年四月”“乙亥年疟疾盛行”。而据干支纪年，南宋晚于1196年的辛丑年及己酉年均只有一种可能，即南宋淳祐辛丑（1241年）和淳祐己酉（1249年）；但乙亥年有嘉定乙亥（1215年）和德祐乙亥（1275年）两种可能，参考《疫病与两宋东南社会》［8］中对疫病史的考证，1215年东南地区未见大疫记载史料，而1275年《八闽通治》则有“德祐元年，大疫，民亡者几半”［9］的记载，推测《示儿仙方》中乙亥年为公元1275年的可能性较大。综上所述，作者应生活于13世纪后叶的南宋末年。
关于作者生活地区，由书中收载惟见于深广地区的“挑生”“中蛊毒”，可推测作者应行医于该地。书中还另有其他相关记载如“误汗过多舌卷不能语第十”载“余己酉年四月，有里人谢中夫乃子，梅州放鱼，子归发潮热”，梅州即今广东省梅州市，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与赣州接壤；再结合前文宁都、深广等地的经历，推断作者有较大可能生活于粤赣交界的赣州、梅州附近地区。综合上述，可大致勾勒出作者南宋末年生活于赣州、梅州附近，早年习儒的民间世医形象。
本书具体成书时间同样也不可考，现存明代万历乔山书社刻本牌记示“万历仲春吉月乔山书社梓行”，《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据此将本书类于明代方书，显误。据作者在世年代结合书中医事记载，推断本书约成于13世纪后期，不早于1275年。
3 编撰特点
《示儿仙方》作为民间医家编写的个人方书，编撰风格与官修方书明显不同，颇具特色：在编次上以病症类方，便于病家急症的快速选方用药，临证实用趁手；在内容上简要质朴，删繁就简，以病症为纲，从病因、病候、脉象等理论探讨着手，采方简要，论理清晰，力求治法简约而有理可据。引用前贤经方、验方虽众，但并未着过多篇幅，如书中多处引用局方，此为几经名医之手削定，配伍严谨，炮制规范，当时购买局方成药十分便捷，因而书中对原方照录者大都未具组成用法；对苎蝎汤、喝住汤等家传私方，或是自身对经方有所发挥者，则详述组方、加减、服用及炮制方法，进行深入阐发。
书中常引用经典医著文句以佐证其观点，但经查考原书，大多未见记载：有与原句稍有出入者，如“发表总论第一”中“经曰：伤寒脉紧，伤风脉迟”，原句应为“伤寒脉紧，伤风脉缓”，见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第五》［10］40，或为作者笔误，抑或是参以己见；也有出处有误者，如“腰痛有虚实第六十一”中“经曰：有痛皆为实，无痛即是虚”，原句应是“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出自《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11］；更有修改提炼原句文义者，如“伤湿自汗第廿一”中“仲景曰：治伤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经查《金匮要略》中可见“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10］164及“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10］43等与其义近；还有未见原文亦难考出处者，及引方与原方有别者，兹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治伤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与“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说仅一字之差。后者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出自明代虞抟《医学正传·卷之六·黄疸》［12］，而本书成书时间远早于明代，虽无法证实此名句是否为本书首创，但无疑可为考证其出处提供新的思路和线索。
4 学术概要
4.1 首辨虚实，执简驭繁
中医八纲辨证中古代医家往往以阴阳为总纲，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言：“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以蔽之者，曰阴阳而已”［13］。本书总冠“虚实辩疑”之名，各章节篇名也大多名以“虚实”，可见“虚实”为全书辨证施治之准绳。但这并非将辨证简化为邪实正虚二纲，而是强化了虚实的指导意义，即先总以虚实明确病性，再结合其他辨证纲领来确定治则治法与用药。如“腹痛有虚实不同不可一例用药第十五”中“凡腹痛有虚实，有寒而发痛，有热而发痛者，不可一例作气治之”“凡痛者，小腹连脐左右上下疼痛，或作水泻，手足逆冷，如此者，真虚寒也”“若是痛刺两胁至乳下，连心中，怫郁而刺，牵引背饭匙骨下而痛，大便赤，泻频，并如此者，乃是实热而痛也”“凡阴虚发痛者，其脉迟而紧；阳实发痛者，其脉数而弦”，先分虚实，再细分虚寒腹痛、实热腹痛、阴虚腹痛、阳实腹痛；又如“哕症有虚实第七十六”中“哕症者，病人喉中发声作哕也，其病在胃经，病人发热以作哕者，此胃热也”“若其人本无哕症，不当下而误下之，或中风寒湿三者，下之太早，致胃气寒而上逆，故作哕。此乃医者不明虚实，用凉药过之多胃寒而致”，亦是先明确哕有虚实，再分实之胃热、虚之胃寒论治。
虚实是辨邪正盛衰的纲领，疾病产生及其轻重缓急、演变转归等主要受邪正关系的影响或制约。《景岳全书·传忠录》曰：“实言邪气实则当泻，虚言正气虚则当补”；周学海曰：“虚实者，病之体类也；补泻者，治之律令也”［14］，以虚实来统领辨证体系，虽未必最为稳妥周全，但确实可以起到执简驭繁的作用。
4.2 分层施治，步步为营
本书以病证类方，但并不固守专方，而是一再强调“不可一例用药”，于复杂病情中随时调整，分层施治，以求契合病机，方证相应。如“伤湿自汗第廿一”中“先用和气散，即五积去麻黄；次用不换金正气散、参苏饮；觉宽即五苓散加黄芪、人参，利其小便，又进白虎汤加苍术服。若手足痹而挛曲者，防己黄芪汤吞防己黄芪丸；不效即用术附汤、除湿汤”。据伤湿自汗各病程病机特点，分阶段论治，先健脾扶正，后化湿祛邪，并兼顾痹痛挛曲等兼证。又如“泄泻有虚实第三十一”中治法以“藿香正气散内加干姜、人参、黄芪；次投养胃汤，下部以黑锡丹镇坠；如不止，宜秘传降气汤吞来复丹，为升降阴阳，然后以前所主药治之；复以五苓散分利水谷；又不止，术附汤加厚朴、木香，真武汤内加亦可”“如上用药而全不效者，此又是宿食伤于脾胃，宜感应丸，推下三五次，然后依前施治调理之剂”。泄泻病因多样，病机复杂，本书以虚实论治，适于应对急症，但无法通治所有证型。可见作者预判了方证不应、疗效不佳的种种情况，并一一提出应对之策，论述有条不紊。
4.3 成方活用，师法不泥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下文简称《局方》；文中“局方”指《局方》中收载的宋太医局所定之药方）刊行后，因其立方完备、配伍精奇、疗效卓著盛行于世，朱震亨谓其“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15］。《示儿仙方》编撰于局方鼎盛之时，全书注明引用《局方》超过120处，几乎涵盖所有病证的诊治。但除按原方原义应用外，还有多处活用发挥。
对局方的活用包括增减药味、扩大主治、改变服法、增加药引几种情况：1）增减药味：如“夜梦遗精有虚实第六十二”中加味妙香散，“其法只依《局方》药味各成，妙香散末二两重，加木馒头末一两重”而得，木馒头清补兼顾，为治遗精良药。又如作者常用五积散，此方为“解表、温中、泄湿之剂，去痰、消痞、调经之方”，书中“腹痛有虚实不同不可一例用药第十五”“口渴有虚实不可一例用药第十七”“吐痰有虚实不可一例用药第二十五”“刺胁有虚实第二十八”“气痛有虚实第三十五”等多处，均去麻黄使用，意在缓其解表之力，而取温中、泄湿之功。2）扩大主治：如“头痛有虚实不可一例用药第十六”中，十神丸原主治时令不正、瘟疫妄行，葫芦巴丸原主治奔豚疝气、偏坠阴肿，四生丸《局方》谓其“专治”左瘫右痪、半身不遂，作者悉用于头痛证治，其中四生丸还被应用于头眩、男子妇人脚疮的治疗。3）改变服法：平胃散《局方》原服法为“每服二钱，以水一盏，入生姜二片，干枣二枚，同煎至七分，去姜、枣，带热服，空心，食前。入盐一捻，沸汤点服亦得”。本书“翻胃吐食第七十四”中则以“以白米糖丸平胃散”，白米糖助脾缓肝，兼可调和口感。4）增加药引：固真丹原以盐水、醋汤送服，本书“黄疸病第四十六”中“余尝作防己黄芪汤，倍加白术、茯苓用以吞四炒固真丹”，增强疗效，引药归经。
本书对局方的引用实质是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灵活使用成方成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专病专方”“以方待病”的禁锢，拓展了《局方》的应用范围，丰富了其方剂的用法。
4.4 用药灵便，方简效宏
《示儿仙方》中除古方今用外，还有多首作者家传私方，且立方新颖，组成简易，药精效宏。如治中风口哑、不能言语之苎蝎汤，仅全蝎、青苎二味，其中青苎利尿解热，上病下取，与全蝎合用，上下通调，甚是精妙。又如治尿浊之养半丸，仅半夏、南星、猪苓三味，半夏燥湿化痰，猪苓利水渗湿，合用清利下焦湿浊，本证日久痰瘀痹阻，配伍南星，化痰兼顾通络，方简效宏。
本书用药之“简便”并非单指药味精简，还“简”在以常用药为主，“便”在服用便捷。综观全书，作者用药以草药为主，且善用地产药物，如青苎、山虾鳅蝍根、马蔺花、土狗、木馒头、紫金皮等，取其施用方便，价廉易得。书中收载方剂丸、散剂型占比很高，一方面这两种剂型比之汤剂可大大节省药物用量，降低了治疗成本［16］；另一方面丸散便于服用、运输与贮存，且为配制好的成药，有利于家传私方的保密。对于修合不便、求购不得的情况，作者甚至还提供替代方案，如私方养半丸，“或修合未便，只以城市中问买青州白丸子，以五苓散末养一宿，用之亦效”。此外，书中证治还大量使用局方，当时宋代“卖药所”“太平惠民局”有成品药发售，购入服用都十分便捷。
5 小结
综上，《示儿仙方》成于13世纪后期，不早于1275年，作者应为南宋末年生活于赣州、梅州附近，早年习儒的一名民间世医。本书早期曾以《虚实辩疑示儿仙方》《示儿仙方》等名流传，后世新刻时冠“新锲”二字。本书编撰于《局方》等官修方书的鼎盛阶段，在内容上也确实体现出这一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可贵的是本书并没有墨守局方陈规，而是立足于医学实践，逐症落定虚实，斟酌轻重浅深，重视疗效，突出实用，且时有独到见解。虽仅有孤本存世，部分文本原貌已难以考证，但仍不掩其亮点。
李晓寅,竹剑平.孤本医籍《新锲家传诸症虚实辩疑示儿仙方总论》初考[J].中医杂志,2023,64(02):208-211.
